“我的心生来被分成了两半”

导读:而他想通过诗歌来弥合裂缝:“我的心生来被分成了两半,/让它愈合将付出多少艰辛!/为了掩盖裂口将要多少玫瑰!”《我的心生来被分成了两半,萨巴与的里雅斯特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东北部边境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伊斯特拉半岛西北侧,斯洛文尼亚高原西缘丘陵平原上。它的历史极为复杂:先为古罗马控制,后属奥匈帝国,二战中先被割让给德国,后又被铁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占领了,后迫于丘吉尔等的压力下,又重归意大利怀

“我的心生来被分成了两半”

萨巴与的里雅斯特

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东北部边境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伊斯特拉半岛西北侧,斯洛文尼亚高原西缘丘陵平原上。它的历史极为复杂:先为古罗马控制,后属奥匈帝国,二战中先被割让给德国,后又被铁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占领了,后迫于丘吉尔等的压力下,又重归意大利怀抱。的里雅斯特是一个有着浓郁文学气息的城市: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这里羁留十余年,写下了《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对这个城市,他写道:“啊,的里雅斯特,啊,的里雅斯特,你在啃咬我的肝脏”;斯韦沃在这里完成了意大利最著名的现代小说之一:《芝诺的意识》;最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物克劳迪奥?马格里斯也出生并执教于此,他的《微型世界》可谓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的里雅斯特百科全书。除此以外,的里雅斯特还出现过一位大诗人,他就是翁贝托?萨巴,他被公认为20世纪意大利最出色的诗人之一。

萨巴出生于1883年3月9日,原名乌贝托?勃利,萨巴为其笔名。萨巴的父亲名艾多阿尔德,母亲一系有犹太血统,曾改宗犹太教,这种混血的身份后来给萨巴带来不少的麻烦。萨巴的父亲“生性轻浮”,为人浪漫,行踪不定,竟然在萨巴还未出生之前就将其母子二人抛弃。萨巴自小被寄养于一位斯洛文尼亚农妇萨巴姿的家里,那时候,这位萨巴诗中的“欢乐之母”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小儿子,因此,萨巴姿将自己全部的柔情都倾洒在小萨巴的身上,后来,萨巴为了纪念自己所爱恋和敬慕的乳母萨巴姿,把自己的笔名取为“萨巴”,犹太语的意思是“面包”,这可能也隐含了从亲生母亲传下的犹太身份的某种认同。在萨巴最著名的诗歌《山羊》中,他描写了那只孤苦伶仃、被拴在草原上声声凄然呼唤的母山羊,他可能已经隐陷意识到犹太混血身份已经成了他宿命中的痛苦的根源:

我先是戏谑地回答,

但我终于明白

痛苦只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声音。

孤独的山羊的呻吟

是它的回音。

山羊有着闪族人的脸形

她喊出对一切邪恶的怨恨,

一切生命的悲愤。

(吕同六译)

山羊的脸孔,象征犹太人的形象,诗人写这首诗歌时很年轻,但这也几乎是一个预言,诗人身上稀薄的犹太血统成了一种原罪。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勒内?吉拉尔在名著《替罪羊》(1982)他考察远古神话,《圣经》故事等材料,探讨文化、宗教的暴力起源,他发现:从消灭苏格拉底到法西斯的灭绝营,都存在着迫害行为。人类社会在暴力的平衡点上生存。宗教的牺牲仪式的原则是建立一种替代其它暴力的“创始的暴力”。一个人的死亡换来大家的生存,这就是神话的替罪羊机制。犹太人是典型的替罪羊,自己发明了耶稣,可基督教却把他们当异教徒。山羊在《圣经》里,一是祭品,一是替罪羊,到后来就成了犹太人的代名词。诗人萨巴也籍此从抒发个人的不幸转变为喊出所有犹太人(或其它被压迫者)的悲情。

萨巴的中学学业不顺,遂于 1908年,萨巴应召入伍,退伍后,返回家乡的里雅斯特,

并与伍尔弗乐结婚,这便是《歌集》中常常提到的“丽娜”,婚后二人诞生一女,起名丽奴齐雅,和她的母亲一样,她是另一位被萨巴反复歌咏的女性。新婚燕尔不久迁往的里雅斯特郊区蒙特贝罗居住,那里,萨巴完成了《家园与乡村》组诗。1911年,萨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集子《诗集》,次年再度推出《我以我眼》。

萨巴出生于的里雅斯特,成长于的里雅斯特,退伍后回到的里雅斯特,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度入役,所幸又在战后回到的里雅斯特,开了一家书店,从此开始创作那部延续他一生的诗集――《歌集》。二战前,法西斯种族主义的浓重的阴影令萨巴远避法国,不过,1939年底,他潜回意大利,幸得大诗人翁加雷蒂、蒙塔莱等保护,才没有被流放。二战后,他回到了故乡的里雅斯特,其后曾辗转于罗马、米兰数年后,最终叶落归根,再次回到家乡的里雅斯特。从1945年到1956年,增补后的《歌集》得以重新出版。这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公众认可。1946年5年他获得维阿雷乔文学奖。1951年,萨巴获林琴科学院的“费尔特里内利奖”。同年,萨巴获罗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但由于早年开始的精神疾病越来越严重地缠绕着他,加上1956年12月25日,妻子“丽娜”的去世,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9个月后,1957年8月25日凌晨,承受巨大痛苦的诗人萨巴也相随而去。

萨巴生为的里雅斯特人,死后又成为的里雅斯特的文化灵魂,在城市的“公共花园”里,尽管萨巴的雕像上落满了白色的鸽子粪,但萨巴的意志已经在飞鸟的振翅中实现。那座被萨巴亲切地称为“老城”的里雅斯特人时时从他的诗歌中挣脱出来,超越了时间的羁绊:“这里,熙来攘往的人们/从酒肆回家,或奔了青楼/偌大的海港上/人和货物的碎屑汇集于此/我穿行,我寻找人性的/无穷/这里,有妓女和水手,骂骂咧咧的/老人,乞讨的妇女/有端坐油条铺里的/龙骑兵,也有因爱而疯疯癫癫,吵吵闹闹的/女人/全不外生活和痛苦的/造物/他们焦躁不安,主啊,如我一般。”(《老城》,刘国鹏译)

萨巴诗歌创作诸阶段

萨巴的诗歌早期、中期和晚期风格上有比较大的变化,早年明亮、直率、写实,中期诗风更浓郁、阴暗、曲折微妙。晚年精炼而直接。若要加以细分,粗粗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大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至大战期间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的主题是一种渴望,一种突破自我、寻找灵魂解救和交流的巨大渴望。而在内容上则是通过对日常实景的不避粗陋的如实描写,达到一种亲切和感人的效果。这些诗辑成《战时诗句》(1908)、《房子与乡村》(1909-1910)、《的里雅斯特和一个女人》(1910-1912)、《安宁和绝望》(1913-1915)等等。《老城》、《一只母山羊》都是传诵一时的佳作。

第二期的作品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法西斯登台之前的诗歌,这是萨巴个人生活最幸福,心情比较畅快的时期。诗人劫后余生回到了家乡的里雅斯特,诗人这时期特别“热爱轻松愉快的事物,它们以自己令人欢愉的表象,或游荡在沉重的生活之中,或飘浮在生活之上”。所以这些诗歌的格调也往往比较轻快,这时期的诗集有《轻盈而飘忽不定的东西》(1920),《多情的刺》(1920),《序曲和赋格》(1922-1923),《姑娘们》(1925)等。世界的图景轻盈明亮,少女们芬芳可人,富有音乐性的节奏、高雅的修辞,重现了18世纪意大利短诗的小品风格。《我的小女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默默思忖,人世间的美妙事物/成千上万,我晓得/怎样把小女儿和它们比较/是的,她宛如浪花/海涛吞吐的一朵银色浪花/宛如从屋顶上袅袅升起/随风浮游的一缕青烟/又如白云/一簇飘逸轻松的白云/在蓝天忽儿凝聚,忽儿飞舞/又如其他轻盈而变幻的一切”。

萨巴诗歌的第三期处于法西斯登台前夕,他写作了诗集《濒死的心》(1925-1930)、《人》(1928)、《序曲与赋格》(1928-1929)、《贝尔托》(1929-1931)等。诗人敏感地感受到了日益来临的迫害阴影,社会现实如此动荡不宁,诗人内心也发生了分裂,应该说这些诗反映了诗人内在的精神危机以及治疗的努力。萨巴了解和重视精神分析学家弗罗依德,弗罗依德

的影子时时出现。诗篇《序曲与赋格》是相当独特和重要的,这是由12首赋格是由两重声音(第六首赋格是由三重声音)组成的诗篇,两个声音在对质又在应和。一种声音是肯定生活的愉快、乐观的音调;另一种声音是否弃生活的、忧伤悲观的音调:“――生活,我的生活,/就像这条街上的黑色煤炭店/一样令人抑郁忧伤/――但是透过敞开的大门/我却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和浮动着桅杆的大海。/――我的内心/像煤炭店那样乌黑/人的心是黑暗的洞穴/――早晨的天空是美丽的/映衬着天空的大海是美丽的;/我的心也是美好的,/它是一面照亮世上人心的明镜。”

萨巴写作的第四期是法西斯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收集在《词语》(1933-1934)和《最后的事物》(1935-1943)等诗集中。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孤寂、最阴郁的时期,他颠沛流离,惶惶不可终日。但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的作品更浓郁,更深入地挖掘了人的内心世界,在《一夜》这首诗里面,这种痛苦,这种欲呐喊而无力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时侯,

就像一个洗衣妇拧一匹粗呢,

那新的苦痛拧着我的心。我想要

呐喊,但我不能。折磨,

遭受一次,就让你无言。

(刘国鹏译)

第五个时期,是萨巴战后的作品,在战后的初期,他是兴奋的,如他的名作《阿尔蒂内利剧院》,诗中有不失豪迈的句子:“杯中的红酒还难以斟满,/它却能治愈伤口,/消除痛苦的皱纹;/摆脱磨难归来的流放者,它给予温暖,/仿佛谁寒风中瑟缩接受和煦的阳光”。可是,很快老年向他逼来,精神疾病又来造访,他重新去心灵的硬地挖掘那个自我,那个在日益漫漶的铜镜中分裂的自我。他最后几年发表的诗作有《捷径与小故事》(1946)、《鸟儿们》(1948)、《近似一个故事》(1951)、《暮年的六首诗》(1953-1954)等,他逝世后,又出版了《铭文》(它收集了诗人在1947-1948年期间所写的诗篇)。萨巴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格言式的,高度凝练,诗句短而有力,有如深秋稀疏硬朗的老树枝干。

萨巴诗歌的特色

综合考量萨巴的诗歌创作,我觉得有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没有因为他创作阶段的不同而改变,尽管有时侧重点不同。

第一,萨巴是一位描写日常生活的大师,他如炬的目光总是能发现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奇观。总的说来,与“隐逸派”诗人着力揭示与抒发个人的内心痛苦感受有所不同,萨巴对生活充满依恋和热爱,表现了普通人的愿望或理想。家乡普通的人,普通的事,普通的风景在他笔下都充满了真善美。即便在痛苦中,他仍在吟唱生活的幸福:“今日胜过昨日,虽然还算不上幸福”,他希望“我们学做一日的善行”,能够快乐地生活。与他诗歌题材的普通、平易和亲切一致,萨巴的语言也清雅优美,较少雕琢和怪异,在平易中蕴含力量。萨巴感到了自己的分裂,但他渴望的是普遍人性的充分自由,而诗歌正是个人与自身、人与大自然、人与社会之间重新取得和谐的一种手段。萨巴的诗传达是一种最普遍的人性,他的诗把生活的真相向我坦白,但经过艺术的形式加以转化,这种转化并不强暴,仍然是清新的,“使人感到像在母腹中一样温馨和甜蜜。”

第二,萨巴的诗有很强烈的自传色彩。1922年首次出版的《歌集》是萨巴一生的华章。据说它在意大利有21种不同的版本。《歌集》分三卷,《青少年时代的诗》、《老年时代的六首

诗》和《格言?引证》。诗集系统地描述了人从诞生以后,直到生命结束的各个时刻中的喜怒哀乐以及心理的变化。诗的每一章节,都反映了人生的某个阶梯,每章都注明了年代,而各篇章之间的脉络全通。它像一个展览馆,展示了诗人的人生的诸阶段。这是一首新的“自我之书”,它是一本病历,一本自我的疹断书,诗人通过对自我的研究达成对一种更普遍存在的探究。萨巴的诗歌是具有双重视野的,有时向外面观察,有时向内心进掘。越到后来,他越是发现内心的深渊,发现内心的分裂,而他想通过诗歌来弥合裂缝:“我的心生来被分成了两半,/让它愈合将付出多少艰辛!/为了掩盖裂口将要多少玫瑰!”《我的心生来被分成了两半》(,吕同六译)

第三,萨巴是坦率、强烈和感性的,萨巴的诗歌充满了欲望,他肯定肉体的力量,肯定生命的强力,他的诗有孩子的天真的力量,也有老人的扭曲的欲望。马格里斯在《微型城市》中写道:“他的诗是伟大的,在二十世纪的抒情诗中有着罕见的强烈性和充分性,这是由于他的洁净得可怕的透明性,这种透明性使得生命及其搏动的黑暗的深处整个显露出来,也使生命的优雅及其不可控制的残酷性昭然若揭。在萨巴的身上,也存在着古老的怜悯心、智慧、透彻的洞悉力、简朴、对生命的痛苦的爱,一种将生命本身的‘徒劳而不协调的声音’调配在统一和谐之中的爱。这种痛苦的爱是对愉悦原则的不知疲倦的肯定。萨巴具有天真的力量。天真是洁白的、浊混的、稚嫩的、残酷的,类似于孩子的率真,孩子可以为一朵花而着魔,也可以踏死小虫子,那是在其生命的优雅和凶残中接受全部的生命的人的野性的天真。在这种即不是崇高,也不是受抑制的愿望的错综复杂的漩涡里,爱、渎职、最纯洁的蓝色和最污浊的淤泥并存着,并且常常巧合地发生着。作为忠诚的厄洛斯和作为暴力的厄洛斯共存着”。马格里斯谈到了他的诗歌在简单和清澈表面之下的混浊性,这一点意大利诗人、电影大师帕索里尼的说法最有深意,他说:“萨巴是当代诗人中最难懂的诗人”。帕索里尼了解萨巴,也许因为他们和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一样,都是同性恋(萨巴也不避女色,可能是双性恋),萨巴的《回忆》《湖》都写得很克制,但回忆中忧伤的色调是明显的:“青春爱恋着青春。/两个少年曾光临此地。/他们一道发现了你寒冷的眸子。”(《湖》,刘国鹏译)

第四,萨巴的诗是卑微者的歌声,是充满民间音韵的歌声。诗人从小生活在离异家庭,又是混血儿,由斯洛文尼亚农妇奶大,他在学校的生活也可以说是失败。正是这些失败或不顺,让萨巴从小就接触到了底层的社会,从小就培养了一颗特别敏感的心。成长的经历让萨巴特别同情那些地位低下者,宁可和他们为伍。在早期的诗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这里,我感到在卑贱者的陪伴下/我的思绪变得/更为洁净,在那道路最下流的地方”。萨巴从小对小人物充满怜悯和同情,他对贫穷的人、被遗弃者、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的生存状况特别关注。他甚至写道:“我只爱被囚禁和受奴役的人,/在恐怖中,他深藏不露的心灵/比鞭挞他的人更轻松”。尽管他没有像帕索里尼那样左倾,但他诗歌中的悲悯性并不缺乏。萨巴对民间性的追求体现在他时时在诗歌中杂以家乡弗留里地区的方言,以表达他情感真挚、活泼的一面,萨巴对弗留里方言的采用启发了帕索里尼等人,在20世纪中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帕索里尼后来说:“采用弗留里作为一种特别的诗语言――它与任何一种倾向现实主义的诗完全相反。这是现实主义的极致,是神秘朦胧的极致。但是,一旦我采用了这种方言,它便不可避免产生一种效果,即使我最初出于纯粹的文学原因采用它。我一旦采用了它,便意识到自己接触了某种事物的生命与真实,它像运动的飞旋镖,让我们通过弗留里方言,理解了一种农民的现实世界。”萨巴的乡音,透出他诗歌的自然质地,让他的诗歌充满阳光、云翳、溪流和青草的气息。

萨巴与“隐逸派”

1987年诺贝尔奖得主布罗茨基在意大利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母语为意大利语,我不想冒昧地向在座的各位提供任何名单,假如我提起了夸西莫多、萨巴、翁加雷蒂和蒙塔莱,

这仅仅是因为,我早就想向这四位伟大的诗人表达我个人的感激之情,他们的诗句对我的一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能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对他们表达感激,我感到非常高兴”。 意大利20世纪诗歌创作在唯美主义和未来主义之后,产生了所谓的“新诗歌”,这与萨巴的诗歌写作活动是分不开的。萨巴比20世纪最有实绩的意大利诗歌流派――“隐逸派”的三位大师都要年长,他比“隐逸派”鼻祖翁加雷蒂年长5岁,比“隐逸派”主将、197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蒙塔莱年长13岁,比另一位“隐逸派”大师、195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夸西莫多要年长18岁。萨巴早在1911年就发表了《诗集》,在当时即被诗坛公认为是艺术风格卓异的新诗歌的典范。

卡尔维诺在《蒙塔莱的悬崖》一文中,谈到了意大利诗歌在在邓南遮、卡尔杜齐、帕斯科利之后如何继续、诗人们如何各自创造自己的新风格等问题。他认为“翁加里蒂以求助于最纯粹的文字的灵光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蒙塔莱那里,没有安慰或鼓励的信息,除非你接受这一意识,也即世界是敌意和贪婪的”。而“萨巴则着力恢复内心的诚实――这诚实亦拥抱感染力、亲情、感官享受:这些都是人性的标记”。

把萨巴与蒙塔莱作一个对比是有意思的。蒙塔莱虽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依靠自学成了翻译家,这使他对外国诗歌的接触面比较大,艾略特、庞德对蒙塔莱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蒙塔莱是孤独和悲观的,他的诗萦绕着挥之不去的苦恼与无奈,历史是神秘的,人无力改变自身的命运,自由意志在现实生活中消耗殆尽,“生活之恶”剔净人生的骨与肉,最后只剩轻浮的“乌贼骨”随波逐流。蒙塔莱大量运用象征、联想、隐喻,表达不可言说的微妙的主观感觉。蒙塔莱的诗歌是在措辞上是极为精妙的,而在主题内容上比较侧重于内心感受,所以比较难以理解。

萨巴的诗歌主要受意大利本土诗人的影响,外国诗人的影响不太明显。萨巴从青少年时代,他就心仪莱奥帕尔迪诗歌的力量与魅力。当然彼特拉克、但丁、福斯科洛、阿尔奥斯托、塔索、曼佐尼的诗歌也是他所熟悉的,不过,也许帕斯科利和邓南遮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他们两人和莱奥帕尔迪构成主要文学影响。相对而言,萨巴的诗受微暗派、隐秘派、唯美主义等本土诗歌流派影响,欧洲盛极一时的象征主义的影响不浓。萨巴成熟比较早,很快摆脱了前辈的影响,以亲切、坦率、人性的现实主义风格确立他在文坛上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出现得比“隐逸派”早且诗风迥异的萨巴后来也被一些人当作是“隐逸派”的代表。我分析了一下,觉得有可能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在于他和许多“隐逸派”的诗人(特别是蒙塔莱和翁加雷蒂)交好,经常活动在同一个文学圈子里;另一个原因是,萨巴在我们前述的第四时期的创作有了一些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收集在《词语》和《最后的事物》等诗集里面,初看一下似乎颇有“隐逸派”诗人的风格比如《最后的事物》就集中表现了诗人在法西斯纳粹统治下内心的忧郁、孤寂,以及与现实的格格不入,这样一来,就不知不觉地接近“隐逸派”的风格。不过,萨巴晚年还是回到了直接、坦率的风格,他独树一帜,卓然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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